余海岁，英国利兹大学常务副校长兼学术总监，国际知名岩土工程学者，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。1964年出生于安徽歙县，20世纪 80年代在中国完成高等教育后赴英国深造，先后于帝国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，并在牛津大学完成博士研究。在此后近十年的时间里，他辗转于澳大利亚与美国、加拿大之间，从事教学与研究，在不同的学术环境中不断校正自己，也慢慢找到了一种更接近世界的方式。2000年，他回到英国，在诺丁汉大学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，创建岩土工程研究中心，并逐步进入大学治理核心。2011年当选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，同年出任诺丁汉大学副校长；2016 年转任利兹大学副校长，并于2023年担任临时校长职务。这些节点构成了一条清的履历线索，但它们更像是标记，而不是答案。
如果仅从履历来看，这是一条可以被迅速讲清楚的路径：从中国出发，穿越教育体系与国界，在英国完成学术积累，并逐渐进入大学治理的核心。但当他谈起自己的经历时，语气往往是平缓的，甚至带着某种刻意的节制。他很少强调“走到了哪里”，更少谈及所谓的“关键时刻”，反而不断回到一个更朴素的问题：在不同环境之中，一个人究竟是如何被慢慢改变，又如何在这些变化之中，逐渐形成自己的方式。这条线并不显眼，却像一条暗流，在叙述之下持续流动。
他的起点，是典型的中国理工科教育路径。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大学，那是一个强调基础与结构的时代，知识边界清晰，路径明确，学习像一条已经铺好的路，只要按部就班向前走，就可以抵达下一站。他后来回忆说，“并没有想太多，只是觉得把书读好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”。这句话听起来几乎没有修辞，却恰恰透露出一种秩序：学习不需要被解释，方向也不需要被怀疑，人是在结构之中，被一层一层塑造出来的。
这种确定，并不会一直存在。
上世纪80年代末，他进入帝国理工学院继续深造。在那个年代，中国留学生仍然稀少，他很少有可以参照的同伴。初到英国，世界像是突然被拉开了一段距离：语言不再完全顺畅，文化的细节需要重新理解。但更深的变化，并不在这些表层，而在学习本身：原本清晰的路径开始松动，老师不再提供完整答案，而只是给出方向，甚至有时只是一个问题。剩下的部分，需要自己去完成。
他后来用一句很直接的话来概括：“你如果不会自学，很难成功”。很多此前没有系统接触过的内容，需要在短时间内自己补上。图书馆成为一种空间，也成为一种节奏：安静、重复、缓慢推进。对复杂理论的反复推导，有时并不会立刻带来答案，却会在某个时刻突然显现出结构。没有人告诉你“对还是不对”，你只能在不断的尝试与修正中，逐渐逼近理解。
这是一种带着不确定性的学习方式，也是一种更接近现实的经验。
在这样的过程中，变化并不是突兀发生的，而是慢慢累积的。原本依赖路径的习惯开始松动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主动的方式：不再等待答案，而是尝试构建问题；不再依赖结构，而是在结构缺席时继续前行。从被塑造，到逐渐开始自我塑造，这种转变没有明显的界限，却会在回头时被清晰地感知。
完成博士研究之后，他的学术路径逐渐展开。20世纪90年代，他在海外高校继续推进研究，在岩土本构模型、原位测试与数值分析等方向形成系统性成果。这些研究并不只停留在理论层面，而是进入工程实践，在基础工程与地下结构等领域被持续应用。2000年前后，他回到英国，在诺丁汉大学担任教授，并于2001年创建岩土工程研究中心。这个中心后来发展为英国最具规模与活力的研究平台之一。他在这一阶段持续发表论文、出版专著，学术路径清晰而稳固，像是一条不断向深处延伸的线。
但如果只停留在这一部分，还不足以解释他后来所取得的成就。
真正的变化，发生在他进入大学治理体系之后。当他从学者转向管理者，问题的性质开始发生改变。在科研中，问题通常具有边界，而在管理中，问题往往没有清晰的起点与终点。在诺丁汉大学，工程学部由多个学科构成，不同方向之间长期相对独立，沟通有限，甚至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理解差异。他所面对的，并不是一个等待解答的问题，而是一个需要被不断理解的系统。
他尝试推动整合。这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，也不是一次性的决策。改革意味着调整结构，也意味着触及既有习惯与认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选择的不是强力推进，而是一种更为缓慢的方式：不断沟通，不断倾听。他反复与不同教授交流，试图理解他们的立场，也让自己的判断在对话中逐渐被接受。在很多时候，他并不急于得出结论，而是先让问题本身变得清晰。
他在采访中曾用一个很直观的比喻来形容这种角色：做大学的管理者，更像是一位船长。方向需要判断，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整艘船朝这个方向前进。判断力与沟通力，往往是同时发生的——你不仅要看清航向，也要理解船上的每一个人，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、为什么会那样想。
这种节奏，并不显得激烈，却具有某种持续的力量。工程学部的整合，正是在这样的反复之中逐渐形成共识。这种处理方式，与其说是一种管理技巧，不如说是一种长期形成的判断习惯：在差异之中保持耐心，在复杂之中寻找可能。
也正是在这一阶段，他的能力结构发生了变化：知识不再是唯一的核心，更重要的是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差异，以及在这些差异之中找到可以推进的路径。判断不再来自单一逻辑，而是来自对多种可能性的同时把握。
在他的经历中，还有一条并不显眼却始终存在的线索。他写诗，是第四届中国年度新诗奖“年度杰出诗人奖”和第九届“剑桥徐志摩诗歌奖”暨“徐志摩银柳叶诗歌奖”得主。且以南乡子的名字发表过个人诗词集《心相忆》、《天涯梦回》、《立冬辞》、《风雨灯》等。这一身份很少被他主动提及，却在他的表达中留下痕迹：语言是节制的，节奏是缓慢的，对复杂事物的处理带有某种留白。他并不急于把一切解释清楚，也不试图用单一逻辑覆盖全部经验。在很多时候，他更愿意停留在理解之中，而不是迅速抵达结论。
在2016年出任利兹大学副校长之后，他的角色进入一个更大的系统之中。此后数年，他持续参与学校层面的战略与治理工作；到2023年，他以临时校长的身份站在更高的位置上。在这一阶段，他所面对的，不再只是某一个学科或学院的问题，而是一个由不同知识体系、不同文化背景与不同发展节奏交织而成的整体。
在这样的体系中，他继续推动跨学科与教学结构的调整，使不同背景的学生能够面对更加复杂的现实环境。这些变化并不总是以具体项目的形式呈现，而更多体现在结构与理解的转移之中。在他看来，技术本身并不是问题的核心，更重要的是人如何在变化之中理解世界。他提到，“发现问题，比解决问题更重要”，这句话在不同阶段被不断印证，也逐渐成为一种稳定的判断。
谈到留学，他反而显得谨慎。他并不认同将一切纳入投入产出的计算，“不能每一步都算得太清楚”。很多关键变化，并不会在规划中出现，而是在进入新的环境之后慢慢展开。“不出去，你很难知道自己真正的可能性在哪里。”，这更像是一种经验，而不是建议。
因为在他的人生中，并没有一条被精确设计的路径。从学者到管理者，并不是预设的目标，而是在不断推进中逐渐形成的结果。他提到努力、天赋与机遇，但始终没有把它们当作可以简单拆分的因素。在他看来，这三者更像是同时发生的，而不是可以单独成立的条件。努力让一个人始终处在可以继续前行的位置，天赋决定在某些问题上的敏感度，而机遇则像一个不期而至的窗口，它不会按照个人意愿出现，但一旦出现，是否能够抓住，往往取决于此前的准备。
他更倾向于把这种关系理解为一种叠加，而不是取舍。没有努力，机遇即使出现也难以承接；没有天赋，某些路径可能永远不会被看见；而没有机遇，再多积累也可能停留在原地。因此，与其反复衡量哪一种因素更重要，不如让自己始终处在一种准备好的状态，让偶然成为可能。
在谈到成功时，他也谈到了另一个更基础的问题：结果与过程之间的关系。在很多外部评价体系中，人往往更容易被结果定义，但在他的经验里，真正重要的往往发生在过程之中。他并不否认结果的意义，但也很少把结果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。在很多时候，结果带有偶然性，而过程则更接近一个人真实的能力与状态。你如何面对问题，如何做出判断，如何在不确定中持续推进，这些都不会在短时间内显现，却会在更长的时间里留下痕迹。
他把过程理解为一种持续的积累，而不是通往某个结果的手段。很多看似“没有结果”的阶段，其实正在悄悄塑造一个人的方式。当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，这些积累往往才会显现出价值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并不急于用某一个阶段的结果去定义一段经历。在他看来，一个人更重要的不是“已经得到了什么”，而是“在经历这些事情的过程中，变成了什么样的人”。
他提到，人不应该只是埋头赶路，“走路的时候，也要看两边的风景”。这句话听起来平静，却像是对整段路径的一种解释：前行并不只是为了抵达某个位置，也是在不断理解自己与世界的过程。
回过头来看，这条路径并不只是关于知识的积累，更像是一种持续发生的变化过程。从依赖既有结构，到在不确定中前行，再到能够理解差异并在复杂环境中做出判断，这些变化并不总是可以被清晰描述，却在时间中逐渐沉淀下来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他始终保留着一种面对世界的方式：不急于给出答案，也不急于简化复杂性。
如果说前半段的人生更像是在既有航道中的前行，那么后半段则更接近于在开放水域中的掌舵。方向依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在变化中保持判断，在复杂中维持沟通，让一艘由不同意志与节奏构成的船，缓慢而持续地向前，而沿途所看到的一切，也在不知不觉中，成为这段路径本身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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